2026年6月25日，第36個全國土地日當天，由中國土地學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院等單位承辦的“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頒布40周年研討會”在京舉行。來自政、學、研一線的50余位資深專家與青年學者齊聚一堂，系統回顧土地管理法自1986年誕生以來四次重大修訂的歷史脈絡與制度演進，深入探討存量時代下國土空間治理現代化的法治路徑，共同發出加快建成具有中國特色土地管理法治體系的時代倡議。以下為“國土空間治理與土地制度改革”分論壇專家發言。

國土空間規劃戰略落地的關鍵在于傳導機制

賈克敬（中國國土勘測規劃院規劃總師、研究員）

當前國土空間規劃戰略落地的關鍵在于向下傳導的有效性，亟須將宏觀戰略轉化為地方可感知、可操作、可評估的政策工具。應聚焦空間格局與功能分區，分類制定差異化政策；在延續政策體系良好基礎的同時，著力彌補自然資源領域以外的跨部門配套政策短板，強化多部門協同治理。

理論實踐雙向賦能 共答國土空間治理時代之問

沈悅（中國自然資源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開展國土空間治理與土地制度改革研究是回答自然資源管理的實踐之問，也是回答人地關系的科學之問。對策研究重在響應管理需求、支撐政策落地，學術研究重在揭示深層機理、提煉普遍規律，二者相輔相成。需推動兩類研究成果的雙向轉化、雙向賦能，協同破解國土空間格局優化、自然資源高效利用、自然資源資產保值增值等理論與實踐難題。

應將生命保護放在更高位置

王德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理解土地不能僅從投入產出、資源利用或建設開發角度出發，還應納入生命科學、生態系統和治理規制的邏輯。應把生命保護放在更高位置，尤其生態紅線應優先于一般開發利用安排。對于城市群、糧食主產區、生態功能區等不同區域，應根據土地功能和生態價值實施差異化治理。

從生態系統和生命共同體角度認識國土空間

趙燁（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國土不僅是國人賴以生存的根基，還是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相互耦合的綜合系統，其中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三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協調共生的關系，應從環境地球系統角度分析“三區三線”之間的物質能量流及其協調性。相關專家研究表明，長期農業生產所形成的人為土具有極為強大的生態服務功能，故國土整治應重視自然地理格局、生命共同體演化和傳統生態智慧，更多地關注水土條件、耕地數量質量、陸地生態系統穩定性，尤其要從糧食安全、文明延續和城鄉穩定角度認識耕地保護的重要性。

國土整治應轉向服務空間功能優化的平臺

孟憲素（自然資源部國土整治中心副總工程師）

國土整治產生于耕地保護和土地管理實踐，曾在補充耕地、占補平衡、重大工程實施等國家戰略任務中發揮重要作用。進入生態文明建設和國土空間規劃階段后，國土整治應從單一土地整理工具轉向綜合治理平臺。國土整治應服務于糧食安全、生態保護、群眾權益、土地保障和空間功能優化，把規劃藍圖轉化為現實效能，并在規劃動態維護中發揮統籌作用。

土地法治建設須回應國土空間治理現代化新要求

王慶日（《中國土地科學》執行主編、研究員）

當前法律制度存在碎片化、協同性不足、權益平衡機制薄弱等問題。未來土地法治建設應更加重視公權與私權協調、耕地保護與農民權益保護、用途管制與市場機制銜接、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建設，以及不動產登記、耕地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等相關法律制度的系統完善。

土地制度改革未來應邁向資產增值新范式

景明（中國自然資源報社《中國土地》執行主編）

在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居民財富效應減弱、地方財政承壓和消費信心不足的背景下，過去“一次性出讓、生產端拉動、土地金融支撐”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未來土地制度改革應從“一次性變現”向“全域資產持續運營增值”轉型，并以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片區統籌城市更新、自然資源資產組合供應等為重要抓手，打通城鄉存量資源統籌利用通道，持續創造現金流，助力修復資產負債表、提振信心。

國土空間規劃實施的關鍵在于治理工具的適配

張曉玲（中國土地學會監事長、自然資源部國土空間規劃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

國土空間規劃實施中的關鍵問題，是現有治理工具與新規劃體系之間的適配。城鎮開發邊界、建設用地規模和相關指標具有剛性約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依靠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調節空間發展的邏輯。未來應推動增減掛鉤機制升級，探索更綜合的空間權益調節和資源配置方式。

存量時代的國土空間治理應更加重視資源綜合產出

李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進入存量時代后，規劃實施評估不能只看指標是否落實、邊界是否守住，還要看空間是否產生了更高質量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應建立國土空間效率評價體系，把土地、資本、勞動力、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和產業功能等要素納入綜合考量，以效率提升作為空間治理、規劃實施評估和政策優化的重要依據。

構建適配新產業新業態的產業用地治理機制

刁琳琳（北京市委黨校決策咨詢部主任、教授）

新產業、新業態發展變化快，傳統單一用途、靜態分類和剛性供地制度難以適應。土地作為產業載體，應重點保障企業真實的生產、研發、服務和人才配套需求，而不是簡單讓企業低成本獲取土地資產。未來政策應在產業分類、土地用途分類、混合用途管理、規劃條件、供應方式、登記監管和退出機制之間形成全流程銜接。

應從土地科學和自然資源綜合治理角度理解國土空間

周偉〔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土地科學技術學院院長、教授〕

國土空間治理應加強學科交叉，把土地科學、規劃管理、生態修復、地質安全和法治建設結合起來。面對礦山修復、耕地保護、建設用地存量盤活等復雜問題，不能僅依靠單一技術方案或單一行政手段，而應建立技術、制度、法律和經濟機制協同的綜合治理框架。

國土空間治理正在進入數智化轉型新階段

夏方舟（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面對全球數字化浪潮和國家戰略新要求，國土空間治理正從靜態管控邁向動態感知、智能決策和精細治理。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技術正在重塑空間治理方式，未來應打造高質量數字底座，建設全域精細的實景三維中國，構建AI驅動的智能決策沙盤，并完善“云—邊—端—網”一體化算力體系。數智化不僅是技術升級，更是治理邏輯的深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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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自然資源報》